朱 复 戡 先 生 书 法 艺 术
徐叶翎
鸦片战争以后，我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时局动乱，内外交困，全国大一统的局面遭到严重破坏，满清王朝已到日薄西山之时。在这社会大变动的时代，国势衰微，外患频起，国耻交至，古老的东方民族在风雨飘摇中迈向新世纪。
书法艺术，自乾嘉金石学兴起，阮元、包世臣、康有为等书法理论家在崇尚变革的时代思潮感召下，冲开御用束缚，挣脱帖学樊篱，高瞻远瞩，提倡金石碑版之学，使得赵、董余波和千篇一律的馆阁体势力渐去。时逢商周青铜重器和汉魏碑刻出土渐多，殷契甲骨和简牍书法也在十九世纪末开始发现，拓开书法研究新天地。民国伊始，传统文化面对新文化的冲击，毛笔书法面硬笔书法的挑战，中国书法艺术依然显示鲜活的生命力。在新兴的大都市上海，退避仕途的遗老耆宿、成就卓著的书画名家自各方云集其地，社团众多，艺术活动频繁，文化氛围浓郁，形成书法创作繁荣的局面。

朱复戡先生(1900-1989)，原名义方，字百行，号静龛，四十岁后更名复戡。世居浙江鄞县，生于上海，其家是号称“昔日圣贤一脉，前朝天子同宗”的名门望族。自幼聪慧过人，父亲为他提出“不从政，不经商”的要求，指导他读书、写字，走从文之路，又有客居家中的一位晚清翰林做他的老师。蒙学之初，殊好古代艺术，临书习字，攻读《说文解字》，进步甚快。七岁时集《石鼓文》书大字楹联，才情斐然。吴昌硕见到，大加称赞，奖掖有加，呼为“小畏友”，因得“神童”之誉。年方十岁，为宁波阿育王寺书“大雄宝殿”匾额。稍后，康有为见他和老一辈大名家谈诗论文，出口珠玑，文思聪敏，称赞他才华傑出，再予褒奖，一时名重海上。自谓：“少负才名，豪气纵横。”信心十足地踏上从艺之路。
朱复戡先生博览群籍，学识渊蘧，深谙传统文化，上自商周秦汉、魏晋隋唐，下迄宋元明清，无论金石书画、诗古文词、无所不通。十六岁时他的篆刻作品编入《全国名家印选》，十七岁参加吴昌硕任名誉会长的金石书画会题襟馆，跻身于海上一流名家之中。十八岁有正书局出版《朱百行汉隶魏楷字帖》。二十三岁商务印书馆出版《静龛印集》，吴昌硕题扉并审定，罗振玉题签，风行海内外。这部印集标志着他早期艺术的水平。少年得志，名噪艺坛。弱冠之年，游学法国，在方登勃罗大学艺术系深造。归国后，任上海美专教授，中国画会常委，愈加致力研究民族传统的金石书画艺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又为中国书协名誉理事，西泠印社理事，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等。
朱先生在半隐逸中度过后半生，虽然一生勤于笔耕，晚岁时仅出版过《朱复戡金石书画选》和《朱复戡篆划》二书。《朱复戡修补草决歌》、《朱复戡草书千字文》、《朱复戡篆印墨迹》、《朱复戡补秦刻石》、《朱复戡墨海遗存》等，都是在先生故后出版的。还有大量遗作尚待整理付梓。
朱复戡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避居武汉。1957年从上海到山东，先在济南，六十年代初居住泰安。隐逸生活，历二十余年。
八十年代初，朱先生居上海的时间较多，曾经数次以“海岳双栖”作印。时已年高八旬，回顾两处寓家之地，感时局多变，道路维艰，心头泛起波澜。在上海度过造就他艺术成功的青春华年；花甲之年以后，居岱麓，贫困孤寂中，潜心艺事，“神驰珠穆”（并以下皆引朱复戡先生语），不懈攀登，目标至高，“举头霄汉外，”达到“不知客已忘人间”的理想化境界。

古稀之年，朱复戡先生回顾从艺之路，作古风《白头吟》一首，开头有：“我本江南一布衣，自幼爱好书画刻。闻之先辈谆谆言，书刻先须通金石。”少年时代，一开始接触书法便格外喜爱篆书，重视古代文字研究。“埋头苦读许慎书，象形会意细咀嚼。九千三百五十三，连首带尾腹中纳。”浸滛於前人造就的优秀艺术传统，尽力吸收滋养，不懈追求，天才的创造性地拓展自己的艺术空间。以独具特色的历程，以青年时代打下的坚实基础，从容踏上奔向成功的通衢。滛滛
朱先生的金石诗书画艺术创作，涉猎广泛，转益多师，兼收并蓄。书法方面长於金文、小篆、隶书、草书、行书、楷书各体，至如商代甲骨、两周金文、秦刻、秦诏，汉碑、汉简、今草、章草、行书、北朝楷书，书体繁多，风格递变。作品侧重于大篆和行草书，但也同样重视其他书体。篆刻和诗词写作，用心尤勤，作品甚富。又有碑刻和青铜器作品，是名符其实的金石大家，诸体皆擅的书法家，是一位集学者、诗人、书画篆刻家于一身的艺术巨匠。
朱复戡先生书法艺术，植根悠久传统,变法升华，一生不怠。或可分为三个时期。二十多岁以前为前期，重在走入传统，遵循传统兼作探求自成宗风的准备。二十年岁至五十多岁为中期，係蜕变期，致力遵古风、出新意。后期则风貌独出，自成宗派，涵盖古今，独树一帜。《静龛印集》、《论二王书》和《朱复戡金石书画选》可作为早、中、晚三期代表作品。行进历程，他付出了极大心力，皆有光彩耀人的成就和结构繁复的内容，从他晚年的诗句：“犹向康莊迈步越”，“神驰珠穆接云天”，“欲攀峰顶处云迟”，可见他进入耄耄之年，仍然步履矫健。
沙孟海先生回忆起朱先生早年书法基本功的训练的情形。曾说：“在鄞县后乐园中，一起从张蹇叟老师学书，每逢得到一部新帖，同学们都抓紧临写，唯朱义方袖手旁观。当他暗自揣摩，认真分析，知其规律后，拈笔一挥，便略具大意，再而三，便得酷似。”注重思考，是他的一贯作风。在老师张蹇叟给他的信上，也记下早年学书情况：
前展复函详哉，言之所论篆法极是。鄙意《石鼓》而外再缩摹李斯《绎山》、《会稽》、《碣石》、泰山二十九字，李少温《城隍庙碑》、《三坟记》诸篆……冬间再写《说文》九千数百字一部。可以横绝古今，岂特争霸海上而已！

屡展贤所摹《石鼓》，鸾翔凤翥，異於王虚舟、钱十兰之墨守，亦非邓完白、吴昌硕之变态……

古人学书用功甚多，今贤以容易出之，殆天授矣。然仍须加以人力。

是时，朱先生年近弱冠，书法已有相当成就。“容易出之”係言其驾驭笔墨能力。“可以横绝古今”，可见老师对他寄予厚望。
张蹇叟老师极其看重这位学生，多方讲授，悉心指导，对于朱先生艺术成长至关重要。因而，直到老师故去已久，先生已经也步入暮年之时，依旧深感师恩。冯君木先生也以长者口吻也作过类似的评价：“朱生义方，天才骏发，临摹碑版，下笔即似……年未二十，驰誉海上，琪花珠树，诚可宝而爱也。”艺坛大师吴昌硕给他以极大教益。与侪辈大家如沙孟海、马公愚、刘海粟、张大千等，交情弥笃，切磋研讨，互相促进、相得益彰。民国初年以后的多年中，在题襟馆，先生得与许多著名书画家常相聚会，与书坛大家如沈曾植、曾农髯、李瑞清、谭延闿、于右任等，也一度频繁接触。伴随张蹇叟老人在康有为家中领略的文化熏陶，金石书画会题襟舘中的艺术氛围，都深深影响于他，在他的艺术道路的起点上，这种经历很重要。诚如赵宦光所言：“入门正，骨始生，师友直，学始立。”先生青年时代度过的金色年华，是他从艺道路上的一段重要时光。

含有原始精神的金文书法，是商周先生的杰出创造。中国书法史从此进入辉煌年代，作为上古文明的载体，历经数千年愈加光彩焕发。民国初年，青铜器、金文拓本以及印刷品均广为流传，大量出土文物聚散于上海。朱先生又是有影响的鉴赏家，亲睹过许多青铜重器，凡过目之物都留下拓本和照片，收藏过许多未发表的金文拓本，他珍视这类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绚丽的青铜文化，牵动先生神思。青铜器和金文研究，在他的心中占据重要位置。做学问，先生注重深入研讨。探求究竟。研究青铜器 “要详细的考证、考释。除了说明年代、制作、品件、坑口、色泽之外，还需要注释它记载的文字，译成现代的字和文，说明当时的社会制度、生活情况”。“有好皆能累此身”，他为之辛劳一生，沿着彰人开创的道路，用巧思妙手，继续着前人的劳作，创造时代辉煌。
商周金文书法，审美价值极高。据以作书，不能只求简单的复制，朱先生作金文，以再现商周风貌为重，字势、字形往往作较大的改变，即铭文原句，也作增删，或重作，或集字，旨在使书法效果谐调完美。于线条的质感、笔墨的情趣、结字的变化和神采气韵等方面，再作发展。三十年代先生编就《说文古籀补阙》一书，将每一个单字写出若干个不同字形（战乱时代，原稿丢失，后来仅补写过一少部分）。有此结字功力，凡作书、刻印所重出的字，字势多变，避免雷同，在准确无误的前提下变换字形，求得气势统一。结字既得心应手，进而营造点画内涵。重气势，呈气派，传神，言志，用心血与深思，写出情思，写出性灵。
《朱复戡大篆》，全帖摹青铜铭文三十件。所选原拓，时代不一，地点有别，先生所写，字体不同，风貌各异，意在向读者展示金文书体的多种风格。在各篇铭文之后，复作释文、考证，将商周古代文字信笔挥毫而成，谋篇谐调，古风新韵。看似临古，其实已为创作。对照原拓本，可见面貌殊異。
《启卣》、《启尊》是同时出土的两件西周青铜器。初出土时，先生曾作鉴定、考释。反复据以作书，取其文辞和书法大意；再行创作，往往变动字句和书体风格，或婀娜，或持重，或疏朗，或茂穆，存古意，出新风。由原拓而引伸出丰富多采的表现形式。神思贴向古人，胸纳远古风韵。“笔墨之间，渊然有思，醰然有味。游神于三代，冥心于造化。”刘海粟对他作如此评价，可谓深知其人。
黄若舟撰写《书法教学》一书，曾就如何作篆向先生求教，因赋七律《答问》一诗： 对不起，顶上了！